2000年8月7日 天气：多云
几天的日记写下来，到了早晨便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起床时看了一眼钟，正好是6点。洗漱完毕，点起
一支烟，静等刚沏好的龙井茶冷下来，没想到，就这样坐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时，已是7点钟了。
这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从我成为病人的那一天起，我有几次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却还没有像这次尽显
老态。这一个小时的丢失让我感到深深的失败感：天哪，我竟然管不住自己的时间了……
癌症就是这样的一种病，它坚定不移、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地对着你侵剥削蚀，从肉提到精神，你可以想
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发觉自己控制不住地每天丢一样东西，他心里的失败感会有多强。
在中国生孩子是幸福的，而生癌症却正好相反。
外国医生没听过月子一说，什么生冷酸硬全来，出了产房门就是一大杯冰果汁；而中国的月子程序之复
杂、要求之严谨，如果写出来，到各学校去宣传一番，准保会降低出生率，达到计划生育的目的。
而在中国生癌呢？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我这些年来颇注意报章之中关于这类话题的介绍，国内外的朋友
也经常给我转一些网上的文字，使我对此颇多感慨。
一是观念的差异：
癌症是不治之症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尽管有治愈的报告和一些鼓励人心的消息，但是没用。这情形有
点像坐飞机，权威的统计数字放在那儿，死在公路上的人大大高于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的，但我只见过恐惧飞
行的人，而没有遇过拒绝上公路的，我有一个朋友可能天生不适合开车，几年来他出的车祸毁了几辆车，两
次还差点送命，但他依然在周末出车，还不难找到搭车的。
我们也知道有那么几种病，凶险更甚于癌症，但它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偶然，而癌症却是必然。
我想到这其中的原因，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癌症展示死亡过于清晰和从容，以至中国人把对死亡的恐惧
移植其上，二是全世界的医生们的业绩实在是太差了。
在这样的过度，如果谁领到一张化验单上面写明了病理医师看见了癌细胞，那他的苦役就开始了：如果他
是一个官员，仕途会就此打住，组织部门开始着手调查新的人选，而有关人士开始动作；如果，他是一个商
人，他的信用会立刻贬值，签过的合同也会变得模糊；如果他是一个学生，会有人放弃学业；甚至夫妻之间也
有把自己的未来重新掐算一遍的，极大多数的癌症患者都保留了清醒的意志，身边的种种变化很少能瞒过他的
眼睛，这时候心中的滋味真是太他妈的了。
这种观念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强烈影响病人自身，也影响着他身边的人。
我在上海肿瘤医院开第二刀的时候，隔壁病房收治了这么一个病人，其体魄之强健让我觉得他是刚从运动
场下来，他在三天前确诊是肺癌。我去探望他，因为我听说他进了医院就没说过话。去了几次，都没有听到他
说话。两个星期后，他就死了，几乎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这种观念强烈得可能催毁一个强健的肉体，而且它还是所有肿瘤病人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我想，它可以抵
消至少一半的医疗作用。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但我很快地问自己：哭能治病吗？如果不能，那就以后再哭吧。有人战胜过癌症
吗？如果有，我为什么不试？类似的选择题我做了很多，全部都简单明了，几乎不需要智慧，但就是这些简
单的答案使我学会与“狼”共舞的生活。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癌症是一种重病而已，没有那么多人文学上的意义，而他们官场制度和信用制度大都
比较完善，整个社会都比较重视个人的感受。癌症病人在这一关上受的痛苦要少得多。
写到此，感觉有点累，可能是天气的原因，艳阳高照尽管热了一点，但比闷热要好一点，这天倒有黄梅天
的风味了。
明天再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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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病人（二）
2000年8月8日 天气：多云
又是一个平常的早晨，接着昨日的话题写下去吧。
日记中的长篇大论是罕见的，但想到写这些文字的初衷和它们可能产生的作用，我觉得还是把心里话说出
来是最重要的，至于体例什么的，自可放在一边。
昨天谈的是中国对癌症的观念，接下来我想谈中国人对癌症的治疗。
如果说，中国人的“癌症观”是一场悲剧的话，中国治疗癌症更像是一幕黑色幽默的喜剧；如果说荒谬的
观念让中国的癌症病人受苦的话，那中国式的治疗是在受罪。
我作为一个癌症患者，在整整5年半的时间里，不幸地经历了各种治疗方法，我觉得我算是具备了对这个
话题说三道四的权力。
中国的医院毫无疑问，医院应当是治疗癌症的主要场所，事实上，那里也是挤满了人，在上海的肿瘤医
院，如果你不是对那儿熟悉的话，很难不被那儿的气氛所震撼：天哪，竟然有那么多病人，你会认为今儿有什
么大事，其实只是平常的门诊日而已。走廊里挤满了候诊的人，收费处排着长队，谁想找个地方坐下来都会觉
得很难。
从门诊到住院可能要等上一个月，如果你在上海正好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听说要加快也有小费的行情，不
会少于4位数。
在医院周围方圆数公里的范围，每一家旅店都住满了癌症病人，他们大都来自上海的周边地区，由一二个亲属陪同，在简陋而便宜的小房间里，他们自己煮甲鱼汤，等待治疗，或者像走读生一样接受着放疗化疗。
在这种压力下，医院变成了工厂，以一种流水线的模式进行癌症治疗。
手术 化疗或放疗 请让出床位`
手术一般是出色的，原因是熟能生巧，中国的外科医生不比外国差，老外那个工作量根本不值一谈，中国
的医生一年要在病人身上划多少刀？
虽然明令禁止，但给手术医生的红包还是少不了的，有的病人对自己估价很高，因而给医生的红包也很
可观。现在开始惠及麻醉师等协作人员了。
化疗和放疗的中国特色就更浓了，很少有人问你是否需要这个，能否承受，倒有人关心你的钱包是否丰
满，是否有劳保，因为不同的化疗辅助用药很多都是自费药，价格离谱。
我接受过几次放疗，但在我自己找到的医学书里清楚地写着，化疗对我的病的有效率只有10%，想想也
是，把自己的全身灌满毒药，只因为身体里有个地方长了个病灶，从常理来推测也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我果断
地把另一半化疗处方仍了。而我同室的8个病友，全部在按质按量完成了化疗一年内死去。
中国大部分肿瘤病人都在重复这样的故事，先是用廉价的、国产的、毒性可能跟农药差不多的化疗药物，
然后眼看着体力不支，化验单上的数字直线下降，满头黑发一夜尽枯，然后，遵医嘱去医院门口的药店或是某
公司购买辅助药物，止呕吐的，升白细胞的，增强体质的，它们都有同一个特点：量少价高。
放疗的情形也与此相仿。
其实，西方的医生也在普遍地采用化疗和放疗作为癌症的治疗手段，为什么那儿的情形要让人满意得多
呢？这个问题的专业程度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知道有几个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得到了医生们的认同：一
是人种的差异，我们的放、化疗药物几乎全部是依照进口药物生产的，是人家的科研成果，西方人能抵抗这类
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中国人就不见得；我记得有一组数据颇能反映这个事实，100个中国醉酒者，95个会呕
吐，而白种人正好相反，只有5个人会尝到呕吐的滋味，这是西方酗酒者远多于我们这儿的原因。二是医疗
基础条件的差异，西方医院和医生根本不可能要面对那么多的病人，这就个了医生根据体质差异进行治疗的
可能性。三是辅助恢复手段的差异，这是中国癌症患者最缺乏的，原因可能是那个令人辛酸的老话题：钱。在
肿瘤医院的收费处，厚厚一叠百元大钞递进去，一张轻飘飘收银条飞回来，这样的情形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
生。在中国治疗癌症到底要化多少钱，简直没人讲得清，一般而言，钱越多，生存的机率越大。不幸的是，
大部分的中国肿瘤患者在两手空空后死去，让家人体味人财两空的失落，甚至家徒四壁却负债累累的绝望。前
文提及的那些住在医院边上小旅店里的癌症病人，大都喜欢带着现钞来治病，一般是5到10万元的预算，他
们的家属每天吃大锅饭元一盒的盒饭，却不吝于购买上千元的一支针剂，等到钱箱空了那一天，治疗就结束
了。
应该说，我们的治疗保险制度已经是尽量地向癌症患者倾斜，但它所承诺的药物仅仅是维持流水线式的治
疗所需要的，而不是治疗本身所必备的。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真是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我能够带癌生存至今，虽然近况不佳，应该感谢医
院和医生对我的精心治疗，但同时，我又是中国式流水线治疗的反叛者，我自作主张停止了医生要求我做的化
疗和放疗，我没有听医生的话，在很多方面。
尽管带着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创造近6年的生存期似乎是个不错的“业绩”，我还是忍不住经常问自己：
我是聪明人还是个笨蛋
中国的医院是想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的，但专业医院的稀少和病人众多的反差，使得他们压力重重，难
以改变现状；科研的滞后，使得治疗水平难以长进；丰厚的利润，低成功率却几乎不受指责的现状使得他们几
乎没有危机感和进取心；而从业人员的不规行为，更是影响了他们的声誉和加重了病人的痛苦。
真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能改变
我看不到这一天的，但应该有人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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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病人(三）
2000年8月9日 天气：雨
下了流水线，中国肿瘤病人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痛苦历程。
几乎所有的病人在这时都开始寻求中医的帮助，上海有一家群力草药店，邀请和培养了一批对肿瘤的中医
治疗有所研究的医生坐堂，结果成了癌症病人的集中地，它曾经一天之内配掉了4吨多的草药。
中医在中国有着很奇特的地位，有点类似于那种原始的宗教，人们对它有着实际和精神的双重期盼。
治疗癌症中医可能分成两种，老派的和新派的。前者拒绝和排斥西医的努力，甚至拒绝接受从医院流水线
上下来的病人，他们认为经过西医的一通胡闹，病人元气大伤，人体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现在给他一个缺了
若干重要零件的身体，神仙也束手。他们坚持望闻问切，即使用钢笔书写病历，姿式却像握着一管毛笔。他
们等待完全笃信中医的病人，对自己收藏的偏方验方深信不疑，而事实上敢冒这样的风险的病人已经很少了。
而后者却已习惯先看CT报告和各类化验单，熟悉西医的所作所为，乐意为西医补台救场，像一群现实主义者
承认和接受事实，同时尽可能从他们的专业角度给病人以帮助。
我跟中医的接触远远多过西医，对他们的个人操守的评价也很高。有几次，我听到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郑
重地对我说： “如果你没有动过刀，你的病我有把握治好”，心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对一个病人来说，这种事实是残酷的，这种学术之争对病人也是不公平的。
我吃了几年的中药，觉得它在保持我良好的工作状态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但它不能对癌症本身形成更有
效的抑制。
在跟一些我信赖的老中医谈话时，我听到他们自己也在感叹中医的式微。一是中医的发展几乎是停滞了，
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在变，食物在变，体质也在变，以唐朝的古方来救治现代人，会是怎样的结局呢要知道唐
朝没有烟囱，没有臭氧的空洞，没有像饲料一样生产出来的鸡啊!还有就是药材，中国人祖先尝过的百草很多
早已是本性大变，现在国内中药店里的药材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人参已在论吨批发了。
中医惟一没有落后的是观念，老祖宗们的一些哲学思辩到现在还代表了先进的医疗观念。中医同样不是中
国肿瘤患者的救世主，因为几乎每一个死于癌症的病人都经历过化疗或放疗，也咽下了大量的汤药。
与中医带给肿瘤病人的相比，各种源自于中医理念的传统对病人的伤害却是不容忽视的。
饮食是最明显的例子，你知道癌症病人有多少东西是不得人口的吗牛肉、羊肉、所有的海产、葱、蒜、
胡椒、烟、酒、茶……如果我要全部罗列，可能需要整整一页的篇幅，天知道这些说法有几分道理，我只知
道，对于病人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对病人的身体是一种摧残。我执行过那种癌症食谱，但我最终还是放弃
了，只是稍加克制而已。
气功是另一个副产品，我既接受过别人为我发功，自己也亲历而为之。发功之类的故事别人已描绘得很多
了，现在声誉也很差，我觉得它有一种心理暗示的功能，其它的就说不上了。而自己练功还多少有点感觉，
但我在一个公园练了3个月后，却突然找不到师傅了，后来终于知道，练了几十年功的师傅自己患上了癌症，
被送进了医院。我是苦笑着离开公园的，心里很明白：真正的气功是存在的，但有多少人会有这份奇缘呢
各种桎梏，各种限制，从吃到性爱，中国的肿瘤病人始终活在中医的理念之中，可能家人和亲友会觉得那
是表达关爱的一张方式，但癌症病人的感觉却是一团糟。
癌症病人是孤独的，他们头顶上有一张无形的网，在限制着身心的自由，尽管它是用爱意等一些东西织就
的。
新闻媒体在报道一些英雄人物而那人恰巧也身患癌症的时候，那种视癌症为绝症，悲天悯人的用词一般的
读者可能会读过了事，而对于同样身患此病的人来说，真是字字惊心啊!还有就是常常会用很肯定的语气报道
一些肿瘤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比如： “台湾某大学证实某植物确有杀灭癌细胞的功能”、 “法国某研究所找到某某特殊疗法”，几乎每过十天半月的就能见到一篇，我真不知道这种稿子所为何来，摘抄转发者当然合法合理，但要知道，这样的讯息对于日夜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癌症患者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很多人会付诸行动，投入对某种植物狂热的追寻中，或费时耗财地得到，却不知道怎样应用，更多的是空手而归。我曾为一
篇这样的报道在网上苦苦寻找，最后找到了那所原本默默无名的研究所的主页，你猜怎么着，人家竟然用半通
不通的中文发了一篇公告，意思是说，近来不知为何接到大量来自中国的电话和信件，以及登门求医者，他们
的确在从事某项研究，但据最乐观的估计，首批药品在欧洲上市需要5至7年的时间，谨向中国人民致歉。
癌症患者为此投入的时间金钱可能尚可计数，但这种屡屡失望造成的心理打击却是致命的，没有生存的信
心，纵有良药又如何呢
再没有哪一种疾病能比癌症更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了：事业没了，为官的实职变成了虚位，经商者会
发觉伙伴们变得谨慎了，虽然他们可能比过去待你更好；岗位没有了，老单位的领导会安慰你，再休息休
息，有困难提出来；家庭生活变了，子女们倒是比以前听话，但你再看不到他们当着你的面使小性子。我的一
个同病相怜的好友有一次对我抱怨，过去他们的夫妻生活堪称完美，而现在呢，只要他不明说，这事就永远不
会发生，好不容易有那么一次，妻子每过一分钟就会轻声地说： “当心，别累着。”
中国的癌症病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也许，他们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关心，但这种环境对病后的康复
显然没有什么好处，我吃不准除了低水准的医疗以外这种环境对癌症病人高得惊人的复发率有多大的影响。
我是很幸运的，在我两次手术的康复阶段。虽然我也经历了上述种种，但我这人还算比较勇敢，妻子也理
解我，支持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得到了朋友的援手，使我很快获得新的职业，
以事业的成功弥补了其他方面的缺憾。
直至今天我都在为此而感动，要知道，中国向来有70莫留饭，80莫留宿的古训，怕的就是万一噎着了，
一不小心睡过了头难脱干系，而癌症的凶险和声名狼籍又何逊于此在我第一次手术后，我去拜访当时的三鸣
公司上海公司经理谢荣祥先生，他在知道了我的情况后，还是盛情邀请我加盟；第二次手术后，又有旧友洪志伟先生、盛军小姐向我伸出欢迎的手……
也许，真诚的友情和尊重才是真正的良药。
作为一个癌症患者我是不幸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家人、对朋友、对社会，内心寻求到
了真正的平静，无愧无怨。
我尽量用客观和冷静写下的这些文字，写下癌症病人的种种境遇，不在于指责什么，而是希望有人会正视这些问题，让我们身边数百万的肿瘤患者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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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
2000年8月10日 天气：阴 大雨
昨天下午，突发奇想，抱着手提电脑，全家人一起住进离上海约100公里的沙浜渡假村。
沙家浜可是大大的有名，当年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讲的就是发生在这里芦苇荡里的故事。
那个年头，我们别无选择地把自己所有的审美情趣投入那八个现在看来颇精致的现代京剧。我最喜欢《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以一个十岁男孩的品味，那两部戏里都土匪和欺诈，具有现在叫座的惊险片的主要票房要素。
沙家浜另一个名字叫阳澄湖，湖水清澈，湖底铁沙如镜，中国人知道这里主要是那湖水里出产一种人间美味，大闸蟹。那蟹外形和品性的确凶悍，没想到在人类的好奇心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故土重游，我在湖边呆了一会儿，江南的湖都是很相似的，我站在湖边，一阵迷惑，当年的杀伐之气今安在？
这种风光柔媚的地方难道曾经有湖匪出没？
我闭着眼听了片刻风的声音，然后回到房间，开始写日记。
我十分迷恋战争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一系列的战争，因为每每读着这些故事和想着那些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因为他参与了其中很多场战斗，也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讲这些事情，直到我十三岁时他去世。
现在我能够想像，父亲讲那些故事的目的和心情，因为我现在几乎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我面对死亡的邀请时，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位可敬的百岁老人，而另一个就是我的父亲了。
在父亲34岁那一年，他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主刀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心外科专家，他说，手术成功的概率不高，但如果成功，病人最多能活20年。
54岁，父亲准时走了，像去赴一个约会。
那“魔鬼”医生的预言竟是如此之精确，连一点想像的余地都没有。
在跟癌症拚搏的岁月里，这个事实时时刺激着我，不知有多少次，我几乎愤懑得要喊出声：到底是什么附在我们父子两代身上，让我们在人生最精彩的乐章停顿，去开始死亡的倒计时！在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展开，在家庭经历了动荡驶向静静的港湾的时刻，要抛开这一切，抛开这种种美好，去为黑色的丑陋的死亡准备祭礼。
在我与父各自的年代里，我们都得到了社会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我们都真诚做人，极刻苦地学习，为什么上帝选中的是我们，这是一个实验吗？如果是，我发誓，哪天我上了天堂，我会把那实验室给砸了。
在父亲手术后数年，我方才来到这世界，度过了童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医生的预言。现在我是多么感激父亲给我的那个快乐的童年，没有一点死亡的阴影，甚至没有一点仓促，父亲对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对于这个他得之于中年，寄于厚望的幼子，始终威严而平静却并不缺乏慈爱。要做到这一点，付出的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这世界经过这等考验的人并不多。
父亲的经历是我化了不少时间才陆续收集起来的，因为有很多事在当时是不能讲的，讲了我也不见得能懂。
父亲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的一个小镇，据说曾是大姓望族，但那一带几乎家家有这个说法，也不见得能当真，我相信小康是有的，因为那儿是真正的鱼米之乡。不过父亲并没有在那个富足的地方享受他
的童年，家庭的变故，日本人的轰炸使得父亡母改嫁，他背着小包袱皮，只身一人去投奔上海的亲戚。
那一年，他6岁。
我的家乡离上海市区约40公里，前两年回乡扫墓，我开车用了半个小时就到家了。我开着车，望着公路两边金黄色的油菜叶田，心中无限感慨：一个6岁的孩子，还要背着他的行李和作为给亲戚的见面礼的十斤大米，他是怎样走完这段路的，他走了多久？
亲戚也是穷亲戚，寄人蓠下的故事都是一样的，6、7岁的父亲竟然凭了他机灵找到了一份工，而且还是做咖啡馆的侍应，真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特殊才能。
十年时间，父亲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居不易的城市里养活了自己，二是他居然学会了看书报，记账，还能写一般的文案书信。
16岁那年，他决定不再呆在上海，他又一次“走”回家乡，在一个下着雨的冬夜，悄悄登上停在海边的一条小木船，当兵去了。
到了那里知道，那支部队叫新四军。
部队里的是我听父亲讲了很多，但留下最深影响是关于冬笋的事。父亲说，有一年，他们遭人围困，在浙江的一座山上转了两个月，几乎没有吃过别的，只有冬笋加盐。从此以后，父亲一辈子没吃过任何笋，也不怎么喜欢竹制品。而冬笋是当年的我心目中的美味，我记得当时好生羡慕那冬笋加盐。
解放时，父亲放弃了提职当团长的机遇，选择了回上海。而父亲那个团不久又整装出兵朝鲜，全团尽墨，无一人生还。
他带枪回到了曾经苦苦挣扎过十年的上海老城厢，一边等待组织安排工作，一边谋划娶妻安家。父亲选择了他当年的房东的大女儿，成份不好，但心地极善良的妈妈。
后来父亲进了一家造纸厂当领导，有一份颇优厚的工资，于是开始有了我们，先是两个姐姐，再是我。
尽管死亡的危胁早已高悬，父亲却仍然向我展示他是如何热爱生活的。我们父子俩几乎每星期天去一场电影，这在当时是奢侈的。父亲从不吝于饮食的开销，也许父母的工资在当时算很高，我印象当中总是吃得很好。有什么新的家用电器，父亲总是很热情的尝试者，50年代，我家就有配上10英寸喇叭的收音机，70年代，父亲买了一架9英寸的电视机，然后对我说：过十年，看19寸的，彩色的。
夏天，那是故事的季节，父亲一般不愿在大街上纳凉，于是我便在房间陪他，听收音机，听父亲讲故事。有一次我问父亲亲手杀死的敌人是否有一个连，父亲脸上那种痛苦和责备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他沉默了很久才说：“都是中国人，都是老百姓啊！”同时，他又对我讲了很多，想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武”是什么。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从哭泣的大街回到家中，已是点灯时分，但父亲依然在幽暗中坐着，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看见我回家，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了过去，问我大街上的情形，然后叮嘱我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话题和神情都像面对一个大人在讲话。从那以后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两个姐姐大我很多岁，所以她们对此的感受要更深一点因为身体的缘故，父亲放弃了多次升职的机会，但我没看见他对命运抱怨过什么。对于病痛，他时时在用一个军人的毅力和坚强在抵抗，谁能想像，一个彻夜难以入睡的重病人，在每天早晨起床时，他的被子竟然是整齐得如无人睡过的一样……
而对于那个把6岁的他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的母亲，他依然月月寄钱赡养，从未有一个月的停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乎？
我们的悲剧似的命运何其相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一脉相承，对家庭的责任感一样使我们备感沉重而又勇气倍增，对于病痛，我们一样耻于退让。
我真想问女儿，老爸是否留给你足够的精神财富？但想到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也只能作罢。
因为，我也是在此刻才有了全部的答案，关于父亲留给我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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