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的咳嗽如守时的闹钟，总是在熹微的窗口响起，而我，也总是在他的咳嗽声中醒来。我并不急于起床，我要倾听一阵他窸窸窣窣整理农具的声音之后，才慢慢吞吞地爬起来，或扛起锄头，或挑起粪桶，跟在他瘦小的身影后，不声不响地往菜园里去。

这是我十四岁时的生活场景。那时我是从县城下放回乡下的少年，二公已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我未曾见过的祖父的二弟，老家把祖父叫做公公，他也就被我叫做二公了。我们的口粮是分开的，但在一起吃菜——如果不在一起吃菜，我就只有喝白开水了。菜当然都是他菜园里种的。他不但让我和他一起吃菜，还教我种菜，继而教我砍柴、编筐、打草鞋等各种各样的农活。瓜菜半年粮，青黄不接之时，我们要靠菜糊糊来度日。二公门牙早就没了，但这不影响他将装菜糊糊的碗舔得光可鉴人。

在菜园里忙活一阵，天光大亮之后，二公就做了早饭吃，然后就到生产队出工了。劳动一天，队里只给二公记六个工分，价值四毛二分钱，和堂客们一个样。二公并无异议，可是他做的工夫是比堂客们要多的，比如挑红薯，就要挑大半担。他是个男人，不好意思和堂客们一样只挑半担。我只要跟在他身后，就会听见他的喘气比谁都粗，他那一年四季系在腰间的围裙也时常被汗湿得变成了深色。队长喊吃烟了，大家坐下来歇息，他却跟许多堂客们一样跑到山上捡柴去了。收工的时候，他扛着一捆柴火往家走，看不见他的头，只见到两条瘦腿在动，看上去是那捆柴自己在走似的。

他是不苟言笑的，话很少，但说出来就不容置否。那年我突然发觉自己讲话控制不了嗓门，声音一下低沉了很多，乳房上也有了一个胀疼的肿块。我慌得不得了，急忙去问他。他面无表情地说，没事，会过去的。没多久，事情果然就过去了，我变了嗓，顺利地进入了我的青春期。乡下缺医少药，他便教我用草药来对付随时可能有的伤病。他说，采草药是有讲究的，给男人采手心要朝下，而给女人采则是手心朝上，而且总是采七片叶或者七根茎，不能多也不能少。一次，我在田埂上追逐一只黄鼠狼时跌倒了，抓在手中的镰刀将手掌割破，幸好我刚学会了采草药，当即嚼了草药敷在伤口上，这才医好了自己。

每天吃完夜饭，忙完该忙的一切之后，二公就和我在阶基上坐下来，望着屋檐下的星星，让疲惫的身心得到歇息，作为对自己忙碌一天的奖赏。如果是在冬天，则是坐在火塘里，守着一屋子的寂静，听二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过去的事。待到打呵欠了，我们才各自躺到自己的床上去。这个时候，我往往要对着头上那根黑黢黢的房梁发上一会儿呆，才会慢慢入睡的。若干年前，那房梁弯曲的地方曾悬着一根棕索，二公的妻子因为受不了儿女连续早夭的打击，吊死在这根房梁上。我并不害怕吊死鬼，既然她是二公的妻子，也就是我的亲人，她不会来吓她的侄孙子的。丧妻之后，二公一直没有再娶。我很难想象，当二公从房梁上取下妻子的遗体时，是一种怎样的惨痛心情；我所知道的是，二公一直平静地过着他坎坷、劳碌、孤独的一生。

十六岁之后，我与二公相处的日子就少了。原因是我忍受不了乡下的孤单和寂寞，寻找各种派民工的机会，出去修铁路、筑水库去了。而等到我长到二十岁，终于有了招工的机会，就离开了老家，也离开了二公。当时我有一些添置不久的晒簟等农具，想送给二公，他却不肯，一定要作价。他绷着脸，用那只青筋暴突的手，将他借来的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不由分说地塞进我口袋里。那一瞬间，他突然显示出了他岩石一般坚硬的尊严。

若干年后，在城里生活的我听到了二公去世的消息，他活到了八十多岁。我眺望天边的山脉，仿佛看见了他的身影。我感激他教我做事，更感激他呈现给我的人生态度。虽然时过境迁，但我还需要他的精神作支撑，我希望他的坚忍成为我身体里的筋，骨头中的钙。

作者简介：
 1966年秋，小学未毕业便随母下放到农村；1970年就地转为知青；1975年1月招工到资江氮肥厂当操作工；1983年调湖南桃源县物资局工作；1984年调桃源县文联任秘书长；1987年3月到鲁迅文学院创作进修班学习，同年9月考入西北大学作家班，1989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91年9月调湖南常德市文联工作至今，历任副科长、秘书长、副主席、调研员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出席1991年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1997年的全国中年作家会议和中国作协第六次、第七次代表大会。有长篇小说《梦土》、《少年故乡》、《骚扰》、《情难独钟》、《溺水的鱼》、《郁达夫在情爱之途》、《 花枝乱颤》、《抱月行》，小说集《花冢》、《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小说方阵·少鸿卷》，散文集《水中的母爱》，曾获首届毛泽东文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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