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迟（1920——1991），满族，原名赫裕昆，字柏岗，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1940年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工团，1943年并入“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1945年，张家口解放，他领导了当地的戏曲、曲艺改革工作。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曾担任军管会第三宣传队副队长、文艺处旧剧科科长、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天津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戏曲学校校长、天津市文化局党组成员、天津市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等职。

何迟是一位“老革命”，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曲艺作家。不要以为他只能创作，他还会表演。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有一个“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这个团里，有一个名叫苏醒的同志，曾创作一段相声，就是何迟“逗哏”，苏醒给他“捧哏”。这是一个带有“柳儿”的段子，他便唱了一段太平歌词：

　　一字写出一根枪，

　　拿起枪杆打东洋；

　　二字写出来上横长下横短，

　　长长短短要抵抗；

　　三字横看像个“川”字，

　　川流不息开到前方；

　　四字四角方方像钱柜，

　　拿出钱来去救亡；

　　五字写出来“互”字模样，

　　军民互助打胜仗；

　　……

　　传统的太平歌词《拆十字》，在这里变成了宣传抗日工作的有力武器。

在“抗敌剧社”期间，他和王尊三同住一间屋，同睡一个炕。王尊三是演唱西河大鼓的专业艺人，曾编演过许多革命的、宣传抗日的鼓词。《保卫大武汉》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受到了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也因此得了个“大武汉”的外号。何迟在和王尊三一起工作时，还向他学习西河大鼓的演唱，然后就编演西河大鼓。他还会唱单弦牌子曲，一次在“晋察冀边区工业群英会”上，他演唱了自己编写的一段单弦，其目的是为工业劳动模范王水山竞选。这段单弦用的曲牌是【太平年】，他把“太平年”唱成“王水山”三个字，很受边区军民的欢迎。

但何迟演出最多的还是相声，和他搭档的是张惶。当时他和张惶都是二十几岁，张惶原是上海一家大医院里的药剂师，与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人大队”相识。通过聊天儿，原来张惶也喜欢相声，并且会说相声，弹弦子。于是二人结成了搭档，合说了多段相声。他们说的段子有《八大改行》、《对对子》、《八扇屏》、《拉洋片》……等，大约有30几段。然而，他们却不是按照老本子原封不动地说，而是用了传统相声的演出形式，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临时改编所说的内容。比如说《八扇屏》、《拉洋片》这样的段子，就是根据当时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李殿冰、李勇等人的事迹，编成了“贯口”或是唱段进行表演。因为英雄不断出现，所以，他们就不断更新内容，尽管是“旧瓶装新酒”，但，新酒也有很醇厚的味道，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任务，迅速又及时地搞好了宣传工作。军区首长聂荣臻、程子华就听过他们表演的相声，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其间，他创作了一些相声作品，有《共产主义的工人学校》。内容是畅想到了共产主义后，工人学校将是什么样子的。意在说明，要想达到共产主义，必须要先建设社会主义；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必须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先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先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而最实际的则是第二天的早晨，必须要上山开荒。还创作了《纪念周》，这个作品通过写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摩擦倾轧，从侧面揭示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丑态。《买毛驴》，主要说国民党军队骚扰老百姓，抢走老百姓的毛驴，同时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三条毛驴驮的中央币还买不了一头毛驴，以此来揭露当时国统区民不聊生的现实等。何迟在晋察冀边区还创作了一个“相声剧”《喜信》。这个“相声剧”很像是“化妆相声”，也是他和张惶二人合作演出，运用的是相声的语言，却有戏剧的结构。其内容讲述的是两个佃农去镇上，找一个地主的儿子卖羊皮。地主已经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佃农便把此事告诉给地主的儿子，让他与汉奸父亲断绝关系。他还配合1942年的“整三风”运动（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写了一个“相声剧”，讽刺了小资产阶级夸夸其谈，不务实际，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语言无味，就像是个“憋三”。

一次，他和张惶追赶已经先行的部队，由于走得匆忙，他二人没带粮票菜金，甚至连干粮袋都没带出来，也只能饿着肚子追赶部队。到了一个村子，他二人支起了鼓架子，张惶会弹弦子，他就唱起了西河大鼓，也引来了一些村民，之后，他二人又说了一段相声。也是很可笑，大多数村民认识他们，否则一定会把他二人当成艺人的。因为正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家家都蒸了粘豆包，就拿给他二人。解决了饥饿问题，又带了一些村民给的干粮，使他二人迅速赶上了部队。

何迟会写相声，可他怎么会说相声呢？

原来，何迟的父亲曾从北京到郑州私立第一小学当校长，便把他叫了去。父亲很喜欢文艺，亲自演出过话剧《洋状元》等。并领他看了不少的京剧、电影、杂耍等，还写了一段快板让他唱，培养他敢于上台表演和讲话的勇气。而且，父亲还让他学说相声《对对子》。因为这个段子里有不少的对联，如：

　　风吹水面千层浪，

　　雨打沙滩万点坑。

　　风吹马尾千条线，

　　雨打羊毛一片毡。

　　芭蕉伸绿掌，给我给我！

　　荷花舒粉拳，打谁打谁？

　　屎壳螂撞南墙——嘎嘣——蛋儿——嗡，

　　癞蛤蟆跳北海——噗咚——圈儿——呱。

身为校长的父亲为何让他学说这段相声？原来是为他能够作诗打基础。但事与愿违，他不但没有学习作诗，反而在上中学时，逃学去北河沿儿听相声。当时郑州只有一对相声艺人：单松亭、郭稽东。他听了三四十段，也会说了几个段子。结果，光顾听相声了，留了两次级。几年后，因父亲生病，又回到了北京。他已经上了中学，上午上课，下午就去西单商场听相声。那时，在那里说相声的有高德明、张杰尧、绪德贵、汤金澄、朱阔泉等，他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听的相声多了，再加上格外喜爱，于是就又演又写。即使他进了城，当上了领导，倒是不再演了，可还在创作相声。而且他创作出了诸多的好作品，如：《买猴儿》、《开会迷》、《统一病》、《今晚十点钟开始》、《逛北京》、《高人一头的人》、《似曾相识的人》、《向前（钱）看的人》、《糊涂人》、《高贵的女人》、《新局长到来之后》、《无情人终成眷属》……这些相声作品分别由马三立、张庆森（何少亭的徒弟）、王凤山、刘宝瑞、郭全宝、苏文茂、马志存、杨志刚、杨志光等表演。几乎每一个作品都引起轰动。当然，引起轰动最大的是《买猴儿》。轰动到底有多大呢？

《买猴儿》被马三立、张庆森搬上舞台后，本子于1954年11月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之后又先后在《旅大文艺》、《北京日报》、《剧本》、《中国建设》（英文版）及被翻译成俄文、英文在苏联等国的刊物上登载，各地通俗读物出版社并印刷了单行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段相声。在当时,一段新相声被如此多的媒体刊登，而且还“出口”了，真是破了天荒。

同时，作者、演员乃至《剧本》月刊编辑部还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这也是产生轰动的最好证明。老舍、赵树理（笔名“王甲士”）、侯宝林等也纷纷著文，从维护讽刺文学的角度，给了《买猴儿》以高度评价。

侯宝林的文章提出正面人物是作者和听众，作者用尖锐的眼光把落后的东西揭示出来，批判它，而听众“用笑声把那些落后的东西笑得无地自容，在笑声中教育了自己和批判了落后的事物”。

老舍的文章强调“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他还认为当前讽刺作品的缺点不是过火，而是还不够大胆和深刻。其原因在于作者怕受到责难，所以不敢畅所欲言。文艺应该追求真理，不应隐瞒、敷衍、粉饰。

但,好景不长.“反右”来了，“四清”来了，“文革”来了，“大右派”“封建余孽”、“现行反革命”、“毒草专家”、“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一下子都扣在了他的头上。他倒是不畏惧，可是身体不争气。他本来患过十二指肠后壁穿孔的重症，由我国著名的泌尿科专家虞颂庭和急腹症专家吴咸中给他做的手术，当时很快就治愈了。谁知在他被关进“牛棚”后，肉体再度受到摧残，1970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完全瘫痪在床，全身痉挛，彻底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直至1979年旧历的大年三十那天，天津市的一位领导亲自到了他住的医院，当众宣布：对何迟同志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改正；对“文革”中一切诬陷予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原职，恢复原薪。他很激动，从内心深处迸发了一句积蓄已久的话：党啊！您的儿子终于又回到您的怀抱里来了！

而且，还写诗一首：

　　欣逢盛世锁眉扬，

　　身欲奋飞病在床。

　　老马嘶风为呐喊，

　　衰牛犁土不彷徨。

　　推敲好句歌红日，

　　结构乱弹战黑帮。

　　荡垢涤尘喜展望，

　　阳光普照耀八荒。

这就是何迟，他要继续创作，尽管他的手已经不能再握笔，可是他能口述，而他的“笔”就是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的张国贤（曾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天津市曲艺团的李光（曲艺词曲作家，并为多段鼓词谱曲）、艺研所的王秀勋等。仅在1979年4月至1980年4月的一年里，他就创作了相声《新局长到来之后》、《高贵的女人》等六段相声；旧体诗五、六十首；杂文六篇；回忆录四篇及艺术论文一篇。

相声长于讽刺,何迟的相声全部是讽刺型的。而且，他是以相声为武器，紧跟时代的发展来创作的。

是啊！谈到讽刺和紧跟时代的发展来创作，除了何迟，另外的一个人也可以算是典型啦。但，这件事是发生在上世纪的70年代。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创作了一段讽刺型的相声，就是因为这段普遍受到好评的段子,他,以及他的全家,竟面临了一场人身伤害。 （陈芝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