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记者们的脸色都绿了。木木刚从大学校园跑发行回来，她的脸色也是绿的，但表情却兴高采烈，她告诉我她一份都没订出去。

一个男同事说他踢球踢得腿瘸了，不能出去跑发行，第二天他真的一瘸一拐地上班来了，原来说完那话他摔了一跤，真瘸了。

另一个男同事采访完一个设计师，人家要给他钱，他不要，他让人家订50份报纸，设计师转而给一家企业做设计，企业要给设计费，设计师说：不要钱，订50份报纸。这么着，订数辗转到了这个男同事身上。

更多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去做三陪，陪着企业领导和单位领导吃饭喝酒，领导之间见面，表示感谢，然后确定订数。每一次都喝多，据说老总有一次喝吐了，往桌子底下钻。

主任大姐看我优哉游哉不理发行的样子，很气愤，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从我工资里扣钱吧。

这个回答让她无可奈何。要是以前，她肯定跟我急，但这次，她也只是叹了一口气。

大前天晚上同事们一起出去吃饭开会。大家都比较沉默。这一段时间同仁们都累得不行，话也懒得说。大姐点着我说，你得付出代价，不订报纸，那年底再给你一个职场版，你不说你没新闻口所以订不了报纸吗？这个版你采访天津的所有企业家，看你明年还有什么借口？你都躲了两年了，还想躲？

我“啊”了一声，然后垂头丧气地不吭声。

前天，我把新闻部的一个女孩儿拉过来跟主任大姐说，她跟天津所有的人才市场和企业家都认识，以后我让她跑。大姐很高兴我能想到这个办法。过了半小时她反应过来，走到我座位上拍我：你这丫头把我当傻子了，明年你还想逃？我嬉皮笑脸地说：一年的稿费够订多少报纸？全给你！大姐不屑：你那点儿钱还不够我买个包。

昨天晚上从北京回报社，大姐迎面问我：你会写新闻吗？我嘻嘻哈哈地说，我写的新闻得过普利策奖。她一撇嘴，扔给我前一天写的一篇稿子，说：老总问我，你会写新闻吗？所以我反过来问你。我拿着稿子晃荡：老总看了吗？我是按普利策奖的要求写的。大姐乐了：是啊，但老总看都没看就说咱的感觉太良好，所以咱得改。我连连点头：你改吧，改好了算我的，不好算你的，领导要勇于承担责任。大姐觉得我的建议很对，走到里屋特别认真地改起来，我听到里屋哀声叹气：怎么比写剧本还难呢？我在外屋附和：对啊对啊，你写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的时候，也比这好写吧？不过那是２０年前的事儿了，去年你写的电视剧到现在还没播呢，说明你的水平在下降。大姐一声怒吼：滚！我听令，滚回了家。

今天晚上还要开会，议题是关于我职场版的策划，我得想想，省得她再让我滚。滚不要紧，明年要再用发行来跟我说事儿，我的脸色也得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