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父亲的柜子，翻出那一件件遗物，心情尤其沉重，父亲离世已经快五年了，但好像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父亲在世时，我甚至没有和他认真谈过一次话。今天，见物如面，音容宛在。记忆深处那一桩桩、一幕幕似阵阵甘泉流淌，抚慰着我那伤痛的心。

父亲算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发自内心的笑，每一次都令我回味无穷。

我儿时体弱多病，总要往医院跑。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为了省时间，就在家给我注射。我非常怕疼，看见针头就哭。父亲就和我打赌，如果我不哭，就给我买一支枪。虽然父亲当时每月只挣42块钱，但还是兑现了诺言。当父亲端着一支崭新的紫红色玩具冲锋枪，一手推开房门，扣动着扳机，发出清脆悦耳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这一刻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天早晨，父亲带我到医院看病出来，在大街上，想让我吃点东西，可发现自己没带钱。他把我从怀里轻轻放下，奔到对过一个早点部，和人家说明情况。当父亲捧着一个又大又亮的油饼，让我张嘴时，父亲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那是无比喜悦的笑。

印象中较深的是每次父亲出差回来，往往是父亲为数不多的有说有笑的时候。我那时还小，常常从梦中惊醒，望着父亲带回来的好吃的，心里充满期待。那时能吃一块上海的糖，吃一个广州的大香蕉是相当不易的。他总是一边打开那个破旧的大旅行包，给我们讲外地各种水果、饭菜的味道，一边一样样掏出带回来的好吃的东西。现在，我感觉无论见到什么美味珍馐，也很难找到那时的感觉了。当看到我和母亲一家人高兴地分享着他出差的这些成果时，他会在旁边静静地望着我们，露出心满意足的笑。

其实这还不是父亲真正的成果，有一次，父亲拿回来一个拳头大小的包装盒，在当时看来真是太精美了，我虽还没有上学，但盒上清晰的“京万红”三个字我还记得。父亲看我凑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手中的盒子，里面露出了一个扁扁的白玉般的瓷瓶。不知道为什么，这时，父亲脸上绽开了微笑。虽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欣慰的笑。父亲并没有解释什么，只是指着那个瓷瓶对我说，将来老姨可以用它盛雪花膏。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亲千辛万苦深入深山寻方，下到厂矿调研，往返医院临床，实验室里不知道熬过多少夜，才最终熬成那瓶子里的褐色膏剂——京万红烫伤膏，可惜那时我尚年幼，无法与他分享这种快乐，不过，现在回想起父亲那欣慰的笑容，我体会到了当时他那激动的心情。

父亲，我有时感到奇怪，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却常看到你的笑，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带着我去看电影，我很好奇，于是想摸一摸银幕上的人是不是真的，父亲二话没说，在全场几千人众目睽睽之下，抱着我跑上台，拉着我的小手，在银幕上摸了几下，当父亲摸黑抱着我跑出影院时，他露出了一个年轻父亲顽皮的笑。

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刻，父亲紧紧抱着我，东躲西藏，最终逃离险境，来到母亲所在单位避难。当天稍稍安定下来后，我没有从他的脸上察觉到任何焦虑、恐惧。相反，父亲却偷偷地用手指轻轻捅了我一下，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的笑，小声对我说，“来，下两盘。”我很意外，因为父亲平时很少有时间和我下象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录音机成为新宠。我一天到晚闹着要父亲买。于是，“明天一定买”成为父亲的口头禅。其实，不是他舍不得，实在是钱不够啊！恰巧，此时中医药也开始对外开放，父亲作为国内选派的唯一的黑膏药专家到南开大学给外国留学生讲课。当时虽然没有什么报酬，但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满足了我的愿望，从留学生手里买了一台二手录音机。父亲把录音机提回家，好像刚打了一场胜仗，他学着那些外国人的腔调给我们讲述做这笔“买卖”的“惊险”过程。当我把磁带放进去，按下按键，录音机里传出当时很时髦的立体声乐曲令我手舞足蹈时，父亲脸上绽开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1986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父亲收到了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异常，最后把它顶在头上，为了保持平衡，不使它掉下来，父亲一摇一摆地走进了屋门，这时他在忘情地笑……然而，随着时光一步步把我们带到现在，很难再看到父亲脸上露出的笑，他似乎累了，更确切地说是心累了。随着笑容逝去的还有那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眼神。

最后隐约地看见父亲的笑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平时喜欢吃母亲做的菜，对此父亲很是“妒忌”。那天是夏季最闷热的一天，我晚上下班后很疲惫，也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吃父亲的那个“拿手菜”，肉片炒辣子。父亲喜出望外，当他自豪地像托着一件工艺品一样，把一盘还冒着热气的菜放到桌上的时候，朝着母亲望了望，然后对我说了一句：“她做的东西不行！”

这大概是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随着这句话我隐约察觉到父亲脸上一丝得意的笑。

望着父亲那一件件遗物，想着父亲的笑容，泪光中 我仿佛还能看见父亲那清瘦的面庞。（文/赵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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