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天，10岁的我到了骆家。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整个人都没着没落、心神不安，天一黑就想家。可是父亲早就不在了，母亲把我送走了，又不知道想谁好，很茫然。天黑得越来越早，院门紧锁又不能出去玩，别提有多难受了。

那时西开教堂所在的独山路上有两条胡同，明德堡一条和明德堡二条，其中明德堡一条是个死胡同，骆家就住在胡同右手边最里面的那扇门里，算是明德堡一条3号。骆家的独门小三合院是从教堂旁边的一户有钱人家租来的，北面是一厅两套间的三间正房，东西各两厢房，居住环境在当时来说算是不错了。

骆家最早不住这儿。1936年，年方21岁的骆玉笙老师刚从济南到天津，怀里抱着她才6个月的儿子，跟着来的还有骆老师的叔叔骆彩泉（我叫他爷爷）、骆老师的弟弟骆树清（我叫他舅舅）、我大姐友琴、二姐侣琴、孩子的奶娘和她拉车的老伴。全家8口人临时安置在天翔市场居住，但总不是长久之计。我爷爷天天出来寻觅房子，有一天走到西开教堂，眼前一亮，再往里走，看到胡同口正有人在贴寻租启示，爷爷赶紧说，“你别贴了，我先看看吧。”来到明德堡一条3号的小院一看，就相中了。这小院在死胡同里，首先安全——那个年代的人活得提心吊胆的，尤其艺人，看起来花枝招展，其实那点钱都穿在身上，最怕被偷了抢了。院子本身又干净齐整，就租了下来。当时哪有钱啊，打济南远道而来，多亏天津的同行们帮助维护，再加上老天赐了一副好嗓，骆老师在天津一炮打响，全家人才总算安定下来。这都是我后来听骆老师说的。

等到我来到骆家的时候，骆老师已经30岁了。旧社会的艺人，每天等米下锅，得天天找剧场卖艺。骆家人最多时有11口，骆老师的负担很重，所以她很早就开始谋划怎么养老。艺人没房没地，只能多养几个孩子，这才收养了我。我是骆老师亲自带回来的，所以她特别偏爱我。但我刚到骆家的时候心里难受，又哭不出来，骆老师真怕我闷出病来，全家人都想着法地哄我开心。骆老师的儿子跟我同龄，家里新来了个小朋友，又是女孩，他可高兴了。男孩都知道让着女孩，他当成宝贝的小人书、纸片儿，都拿来给我看，还给了我几本小人书，跟我一起拍纸片儿、弹崩豆。我们家是艺人家庭，又是外地来的，街坊邻居都不愿意搭理，所以平时根本不让孩子出去院门外。于是爷爷就有意地总带我们出去逛。

当时西开教堂附近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发臭的小水沟，滨江道上有趟绿牌电车，每天从这座桥到老光明电影院之间往返。绿牌电车路上停两站，车票两分钱一张。爷爷就带着我跟骆老师的儿子，坐绿牌电车到劝业场一带去。劝业场、泰康商场、天翔市场里面都有好多剧场。我们就是在天翔的屋顶，看到有人耍驴皮影。以前从没见过驴皮影，我们俩孩子连窜带蹦跟疯了似的好奇，爷爷就带我们去了后台。那年代演驴皮影的都是穷苦艺人，大晚上拉一幅白布帘，点上一盏昏暗的小灯，就开演开唱。那唱腔有一种独有的旋律，乡土气特别浓，听起来很鲁，有民间的苍凉风味，我到现在都爱听。演驴皮影的艺人看有人带孩子来后台，就拿给我们好些个驴皮做的小人儿，插旗的、拿大刀的，都是戏里的人物，但不知到底都是什么戏里的什么人，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是人家送的还是爷爷买的。当时那点灯光晦暗不明，人家把驴皮影一递过来，我吓得赶紧往爷爷身后藏，特别害怕，不敢拿。男孩儿胆子大，把那一大抱驴皮影都拿了过来，放到盒子里带回家。

这是1945年夏天的事情了。每年一到夏天，家里就有捧骆老师的人送来天棚，农历五月在院子里搭好，八月拆掉，全家人就在天棚下面乘凉。这一年，爷爷常把大人们都招呼到院子里来，看我们俩孩子演驴皮影戏。我俩也不嫌热，在窗户外扯上一块白布，自己关在屋子里点上灯，不会唱人家那戏词儿，就连喊带叫唤的，耍开了。听到我的笑声，看到我玩得开心，骆老师全家人知道，我终于打开心结，把最难熬的那个坎儿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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